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文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以单位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人与人的同质性增强了彼此间的互信。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口流动加强，原住居民与流动人口间异质性显著，从心理上说，加剧了人们对人际关系不确定性的不安，影响了信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来讲究“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原来工厂里的处长可能就住在我家楼上，现在可能都去住豪宅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显现，而新的价值标准并未确立，社会评价体系却开始向“利益”看齐了。

　　陈文江说，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本该退出市场的政府还在干预资源分配；本该制定标准、有序竞争的企业却在唯利是图；本该建立准则、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在利益漩涡中“寻租”。这些都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企业产品的不信任、对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的不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带头在改革中建立公信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不会提升。”

　　49.3%的受访者表示遇到陌生人有难处，还会施以援手

　　今年元宵节晚上的经历，让浙江杭州的窦女士至今心绪难平。当晚11点左右，她骑电瓶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辆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石墩，3名年轻人都受伤倒在地上。“我过去看时，那个姑娘伤势很重，呼吸微弱，就赶紧把她抱在怀里，喊她千万不要睡。后来有一位警官加入救援。我们大声呼喊，让过路车辆停下来帮忙，结果过了很多车都没停。”窦女士说，当时那位警官还说要把警官证押给过路司机，借车送伤者就医，也未获同意。最后还是120来了，将伤者送到了医院。

　　窦女士说，当天回家后心情很复杂。“在生命面前，任何人出于良知，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救人于水火。虽然有可敬的警官和几位好心人，但更有不少人毫无同情心，直接驾车离去，真让人气愤。”这件事给窦女士的触动很大，“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以后遇到陌生人遇到困难，一定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调查中，41.8%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过“热心帮助别人却遭到拒绝”的情况。但当问到“遇到陌生人有难处，是否会施以援手”时，仍有49.3%的受访者表示会帮忙，其中9.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帮助”，39.8%的人会“心存疑虑，但会试着帮忙”。20.4%的人“想帮忙，但怕上当受骗”。24.3%的人会“视情况而定”。仅有4.1%的人会选择“离开”。

　　在地铁、火车站等人员集中的地方，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称遇到困难的人，说自己“钱包被偷没钱回家”、“为母亲筹医疗费”等，让人心生怜惜。面对此情此景，你是帮还是不帮呢？“对这些事，我现在根本不信，这些人都是职业乞讨者，我才不会把钱随便给他们呢。”在某外企上班的李小姐说。

　　在深圳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翟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遇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妇女，说没钱回老家，朋友看她们可怜，二话不说就掏出身上原本要用来交学费的几千块钱。但事后她跟朋友们说起这件事，却没几个人称赞这一“义举”，反而觉得她被骗了。

　　翟先生认为，不信任陌生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现在社会治安环境并不理想，再加上媒体对犯罪事件的过度渲染，就会加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陌生人间的冷漠不打破，过度设防，将导致什么后果？调查中，69.5%的人认为将会“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象”，63.7%的人表示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和谐”，45.4%的人认为会“影响社会进步和文明建设”，43.8%的人指出会“加大社会运行成本”。

　　59.6%的人期待健全法律法规，严惩欺诈者和背信弃义者

　　在诚信缺失的当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调查中，67.2%的受访者表示，增加陌生人间的互信，提倡学雷锋更具有现实意义。

　　构建陌生人间的信任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受访者纷纷支招，排在前三位的建议是：“健全法律法规，严惩欺诈者和背信弃义者”（59.6%），“加强伦理道德建设，让人们重拾仁义礼智信”（58.3%），“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提高失信成本”（50.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张康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信任。农业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一种“习俗型信任”，是熟人之间交往的规矩。而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熟人社会中的“习俗型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这时，我们不能只顾悲叹‘信任度下降’、‘诚信缺失’，这其实是对既往逝去社会的感叹。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城镇化的结果也必将是陌生人社会。”张康之表示，积极重建信任才是当下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

　　张康之说，在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以规则为中介建立起来的，这时候需要建立一种“契约型信任”，即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没有制度的保障，‘学雷锋’的承诺就有可能变成一阵风。”

　　“实际上，我们也不要对社会信任太过悲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之间的信任有着相应的自我完善的形式。”张康之说，现在我们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可以称作“网络式陌生人社会”，虽然人们之间直接的交往并不多，但是社会传播使得人们之间信息更多地实现共享，陌生人之间可以因此实现相互了解, 而且可以达到“熟人社会”中无法达到的理性化的了解。比如，你在网上购物时，尽管你没有跟店主见过面，也没法直接接触商品，但是可以通过评价体系来帮助自己作出判断，这样人们之间交往的成本会大大下降, 而且交往风险也会最小化。

　　当然，社会的自我完善离不开每个人的贡献。增强互信，利人利己，社会才会和谐发展。本次调查中，对于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受访者的建议还有：“从自己做起，主动相信别人”（46.5%），“政府带头提高公信力，打造诚信社会”（45.2%），“增加对行善者的鼓励，让好人有好报”（45.1%），“媒体多传递人际互信等正能量，营造温暖的社会氛围”（42.5%），“反思‘文革’等运动式思维、做法，建设温和文雅的人际秩序”（2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