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底特律”，“中国底特律”，镶着金边的“底特律”这块金字招牌，曾经甚至时至今日引来了中国不少城市的追逐与热捧，然而，倾听着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底特律破产尖叫声，国内城市的决策者们理应触发些许的警觉与自省。不仅如此，对比发现，引致底特律走上破产不归路的许多病症其实在中国不少城市身上已昭然若现，人们不禁发问：那些试图复制底特律历史奇迹的中国城市是否会复制底特律的破产轨迹？

  压垮底特律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疑是大大超出其偿还能力的高额债务，资料显示，底特律负债规模185亿美元，财政赤字高达3.26亿美元，而在这方面，中国的许多城市有着同样的内伤。据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中，有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债务增长率超过20%，另外9个省会城市的债务率超过100%，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从绝对数额来看，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近11万亿元，这其中主要表现为城市政府的负债。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政府一向被认为具有无限的信用，因此，尽管有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资不抵债，但依然能放开胆子举债融资，其中仅2013年以来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就发售了3673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之多。倘若加上过去发售的地方债，其数量更是惊人。地方政府负债累累，长此以往，许多城市可能因为财力不济或不堪债务之压而扒下。

  汽车产业在底特律的经济构成中占比达87%，因此，底特律长期饱受单一产业结构的困扰，而中国许多城市也存在着类似的风险煎熬。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600295)，作为单一产业的煤炭业曾经使该市创造出人均GDP与香港媲美的奇迹，然而，伴随着如今煤炭业的世风日下，鄂尔多斯瞬间陷入财政困境，甚至连公务人员的工资也须向企业“化缘”。无独有偶，东北的许多老工业城市数十年时间中所依赖的都是单一的石油或钢铁产业，但随着资源的逐步枯竭，这些城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当地财政收入已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同样，在沿海地区的东莞、温州等城市，长期以来坐享“三来一补”的红利，但由于金融危机后欧美进口能力的弱化以及美国实施“再制造业战略”，这些城市的外贸出口订单持续减少，财政收入状况也每况愈下。城市与产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企业在面临经营困难时可以裁员，可以搬迁，但一座城市如果将希望押注在一个产业身上，就会失去应有的灵活性，最后可能陷入覆水难收的死角。

  借助于城镇化战略的启动，在城镇化等于房地产化思维的驱动下，中国地方政府做大城市规模的决心和意念与底特律市政府相比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以鄂尔多斯为例，当地政府奉行大资金、大建设、大投资的模式，一个人口不足6万人的康巴什新城竟然创造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值高达30余亿元的罕见奇迹，最终的结果是新房空置率高达97%，以致美国《时代》周刊将康巴什描绘为一座“鬼城”。据媒体报道，像鄂尔多斯那样的“鬼城”在中国共有12座，其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贪大求快、急功近利的传统GDP思维。然而，城市从来不是建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产业和人支撑，即便聘请最一流的设计师，建造最好的大楼和别墅，也不过是一座“鬼城”。特别是当城市已经衰败、空间剩余时，试图用进一步的建造和城市更新来将它激活，导致的不过是更多空间的闲置、更多土地以及基础设施的浪费，留下来的也只有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

  作为一座城市，底特律的破产虽然映衬的是当地财务状况的恶化以及物态资产的贬值，但其实质是美国产业更替的写照与标尺。过去30年中，受制于高成本与能源资源禀赋约束的美国制造业由盛及衰，而且金融危机加速了像底特律这类传统工业城市的破产进程。但观察发现，美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底特律等城市的破产而大惊失色或者乱了方寸，其沉着的底气主要来源于在本国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同时展开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如今，虽然美国有底特律等老工业城市形成的“生锈地带”，但更有海岸地区生机勃勃的“阳光地带”。从这个意义而言，底特律破产更像是美国经济调整的产物。同样，伴随着中国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的丧失以及外围竞争压力的增大，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固守制造业的思维窠臼，寻找新的产业业态的同时驱动制造业的升级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动脉。

  种族隔离与仇杀无疑是底特律历史的经久之痛。虽然我们庆幸中国城市没有种族冲突，但必须承认观念与事实上的群体歧视和隔阂已在中国大小城市中广泛存在。统计表明，目前约2亿外来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农民工不仅长期被工具性地加以使用，而且遭遇着市民的蔑视与白眼。客观上的歧视和不公所积压的愤懑已经使得一些地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开始以城市暴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如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和浙江湖州织里事件等。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因此，解决好族群融合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