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芳

　　如今，医闹、暴力袭医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发生, 导火索往往是医疗纠纷。昨天，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三年来，市医调委共受理调解5294件医疗纠纷。调解是否公正，评估是否专业，是医院、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为了更加公正，本市率先尝试启动了评估调解分开新模式。

　　调解成功率超八成

　　北京市约有七成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甚至有“职业医闹”守在医院寻找“客户”。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也不尽合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

　　很多患者并不知道，遇到医疗纠纷，除了跟医院闹、去法院告以外，还有一种途径——人民调解。2011年5月31日，北京市医调委成立，这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调解服务免费，不代表任何政府部门，接受北京司法局的工作指导。

　　医调委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覆盖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约6000余家。成立三年来，共受理案件5497件，立案5294件，调解成功率82.46%，协议履行率达100%。

　　七成纠纷医院有责

　　医调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结案的4929例纠纷中，出自三级医院达到56.08%；二级医院占39.42%；一级医疗机构占2.88%；合资、外资和民营医疗机构相对较少，仅占1.48%。

　　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介绍，最近一年多，一些发生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诊所的纠纷也开始寻求调解，这说明人们对医调委的知晓度在提高。医调委第三年年受理纠纷1864件，比前两年有大幅提升。

　　在所有结案纠纷中，医院有责的约占70%，也就是说七成医疗纠纷中医院存在过失。如果把受理的医疗纠纷按科室划分，居于前八位的分别是妇产科、骨科、普外科、急诊科、神外科、心内科、心外科、呼吸内科。

　　刘方谈到，在国外，妇产科的纠纷也是最多的。一方面因为妇产科手术多，手术多的科室出现纠纷的几率大；另一方面，产妇不是患者是健康人，到医院后一旦出现问题，家属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患者共获赔2.4亿元

　　在医调委受理的医疗纠纷中，通过调解，患者及家属已获得实际赔偿2.4亿元。

　　由于医疗纠纷调解具有高技术、高难度和高复杂性的特点，医调委现有调解员57名，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法官24人，中级职称21人，初级职称12人；具有医学法学双学历、医师兼律师双职称者两名。

　　为了保证对医疗过错认定的权威科学严谨，医调委成立了医学、药学专家库。目前专家库拥有专家1497人，涉及45门学科，全部来自三甲医院临床一线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师。

　　评估组不接触纠纷双方

　　无论是医院，还是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都是调解是否公正，评估是否专业。经过三年的摸索，市医调委正不断完善自己的调解机制。从去年开始，医调委将调解工作划分为医疗责任评估和调解两个岗位，率先创立了“医疗责任评估与调解分开”的新模式。

　　“以前我们是一位调解员负责整个案子，从接待患者、接待院方，到找专家评估、上合议会，都是这一个人负责。但在操作中我们发现，调解员由于受个人专业的限制，调解时很难做到既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又做到责任评估时科学严谨。”刘方介绍，现在每个案子指定两位调解员与医患双方接触，调解过程中还要有一定的心理疏导。通过调解与疏导，可以使患方倾吐内心的压抑与困惑。

　　调解员将材料收集齐，转交给评估组。评估组有12人，不接触医患双方，避免了受医患双方情绪、压力的影响，最大程度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

　　每天早上8时，评估组要举行合议会，对每起纠纷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提出医疗过错的评估建议，经集体讨论形成初步“调解建议”，计算赔偿金额。此外，每周还会有一次大合议会，外请专家，包括三甲医院院长、医学专家、政法大学教授、司法鉴定所专家、司法部门的法官等，对患者死亡、重残、赔偿金额2万元以上的纠纷再次合议，审核确定医疗过错，形成最终调解建议。

　　典型个案

　　披麻戴孝围医院 化解纠纷仅七天

　　今年5月23日是个周五，上午，本市近郊某区医院门诊大厅里敲锣打鼓，十几位患者家属披麻戴孝拉着横幅，占据了门诊大厅。另外还有十几名家属则聚集在区卫生局门口。

　　事情要从两天前的5月21日说起。

　　50多岁的孙先生（化名）觉得胸口疼，女儿开车带他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照了个心电图，医生觉得孙先生心脏情况不太好，建议他到大医院诊治。于是女儿又带着父亲到了区医院，挂号、做检查、输液，输完液从医院出来10多分钟后，孙先生突然昏迷，马上拉回医院，却再没有抢救过来。

　　对这一结果，家属不能接受，与医院又协商未果，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派出所出动了民警也未能劝说住激动的患者家属。上午10时，派出所打电话给市医调委。调解员老樊和小刘立即出发，两个小时后赶到现场。

　　会议室里，患者女儿等几位家属一上来就连珠炮式地发问：“谁叫你们来的？”“是不是医院叫你们来的？”“你们是来干吗的？”

　　“是派出所叫我们来的，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我们既不代表医院，也不代表患者，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如果你们接受调解，咱们先坐下来谈谈。”

　　“我不要求赔钱，我就是想问问医院领导，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爸爸死亡。如果这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还是不是这样的治疗方法，是不是这样抢救？”患者女儿越说越激动，将父亲的遗像“啪”地一声摆在调解员小刘的面前。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患者家属哭诉了两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聚集在区政府和区卫生局门口的家属也都回到医院，30多名家属都挤进了小小的会议室。

　　4个小时后，家属同意调解，但希望时间上能快一些。调解员告诉家属，“如果你们不要求尸检，可以先出殡让老人入土为安，下周一你们带齐材料到医调委，我们尽快办理。”随后，调解员又询问院方是否愿意调解，得到肯定答复后，调解员准备走了。

　　走到医院门口，老樊发现有几个家属还在那里没走。“我们怕你们等我们走了又回去跟医院串通，现在你们也出来了，我们就放心了。你们中午饭都没吃，现在都快5点了，走，咱们吃饭去。”老樊和小刘哭笑不得，连忙摆手，上车回城。

　　周一一上班，孙先生的家属就带着全部材料来到医调委。评估组马上请专家对医院责任进行评定，周二早上小合议会讨论，周三大合议会讨论，最终确认医院存在责任，并且确定了赔偿额度19.8万元。调解员马上告知医院，赔偿金额获得医院同意后，当晚就联系了家属。家属商量了10分钟就把电话打了回来：“你们的意见我们同意，我们信任你们。”

　　6月4日一早，双方来到医调委，签署了调解协议，整个过程历时7个工作日。

　　在位于东城区幸福大街的这栋三层小楼里，每个月都有100多件这样的医疗纠纷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