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健

　　名噪一时的“慈善快乐行”活动竟是一场骗局？昨天，自诩为慈善家的李长宾被控集资诈骗4600余万元，在市二中院受审。

　　这个初中毕业的天津人着实有着一张“卫嘴子”，辩论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在旁听席上一众受害人耳朵里，可谓“满口谎言”。

　　“慈善快乐行”是个什么活动？

　　检方指控称，李长宾于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假借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山西省慈善总会名义，通过网络、新闻发布会、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投资“慈善快乐行”、获取月投资额4%到8%的高额回报为诱饵骗钱，共诈骗280余人4600余万元，至案发时，造成实际损失3000余万元。

　　法庭上，身患白癜风的李长宾不再是照片中意气风发的模样，蓄着不长的花白胡子，手里捏着写好的答辩词。可一开口说话，困顿的样子一扫而尽。

　　“‘慈善快乐行’主要内容是认购捐款箱，集慈善、捐款、救助、广告等元素为一体。救助对象主要是伤残军人等群体。这个活动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个姓姜的人，他拿到了慈善总会的授权书，我见到过。”

　　公诉人反驳道，在李长宾召开活动发布会后不久，中华慈善总会和中慈国际交流中心就发表声明称和“慈善快乐行”活动无关。据向中慈国际交流中心工作人员调查，姜某确实向该中心提出过“慈善快乐行”的方案，但因涉及到商业性质，不被法律允许，所以没有采纳，但认为姜某提出的慈善模式有一定创新性，可以进一步论证，但到此为止，从来没有授权姜某进行该活动。

　　“慈善快乐行”如何让人上当？

　　“我投了100万，一分没拿回来。”“我投了300万！”……

　　昨天，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的众多受害人在开庭前纷纷诉苦。“我被骗得太惨了，一家人将近10年的积蓄全没了……”“我把房子都卖了，现在无家可归……”“为了这事，我丈夫都和我离了婚……”

　　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掏出家底投入到了“慈善快乐行”呢？公诉人宣读的一份受害人证言，很好地分析了原因。

　　“我没有轻信宣传，从四川飞到北京，当面向李长宾进行咨询。”受害人黄某说，在李长宾的办公室，其亮明了另一个身份——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基金秘书长。“有慈善总会和福利基金会支持，这个项目不会有法律纠纷。”李长宾信誓旦旦地说。他还拿出很多和中央部委领导的合影证明自己的“官方背景”，最打动人心的还有山西省慈善总会推广“慈善快乐行”的红头文件。

　　此外，还有高额回报——2万元认购一个捐款箱4个月到1年不等，每月可以得到4%到8%的回报，最多2年偿还本金，认购达到一定数额，还能被聘为“爱心大使”。“计划在全国铺设120万个捐款箱，一个捐款箱广告按一天100元计算，那一天就是1.26亿元广告费；此外，相关银行也在筹建中……”

　　官方背景、慈善光环、高额回报，是骗得信任的三大要素。然而不到半年，活动就搁浅了，几千万元投入无影无踪，投资人甚至一度联系不上李长宾。报案后，警方最终在天津抓获了他。

　　“慈善快乐行”有无官方参与？

　　官方化是“慈善快乐行”取信于人的最大杀手锏，而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山西省慈善总会推广该活动的红头文件。

　　公诉人出示山西省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证言。“李长宾打着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基金的名义和我们谈合作，承诺免费在商场、超市、车站等场所投入捐款箱，善款由我们支配。此外，他们还计划从残疾人、下岗职工或低保户等群体中招聘捐款箱管理人员，并负责每月资助他们800元生活费。为了推广该活动，李长宾要求总会发红头文件。可不到一个半月，李长宾就不再提供管理人员生活费，项目也就终止了，已经设置的500多个捐款箱最后全当废品处理了。”

　　从该份证言可以看出，李长宾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基金秘书长的身份，骗得了山西省慈善总会的信任，但这个身份是“官方”的吗？

　　事发后，曾有媒体采访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人，他介绍，李长宾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捐款100万元设立了爱基金，但李长宾本人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没有关系。

　　打着慈善幌子可加重处罚

　　针对此案中被害人较为集中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

　　问题一：慈善总会接到多起投诉不向公安举报，是否扩大了受害人损失？

　　戴福：慈善总会及时发表声明，澄清和“慈善快乐行”活动无关，在接到被骗人咨询时，也做出了相同的表示，尽到了说明义务。法律没有规定知道被他人冒名从事非法活动，当事人有举报的义务。

　　问题二：李长宾展示和领导合影，是否构成诈骗？

　　戴福：诈骗罪基本构成中包括一项：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处分财产。

　　包下国家机关经常开发布会的场所发布消息、展示和领导合影等，都带有迷惑性，虽然被告人没有明说“我是官方的”，但种种迹象足以让当事人误以为该人或该活动带有官方背景，从而产生错误认识，也就构成诈骗的一环。

　　问题三：打着慈善的幌子犯罪，会否加重处罚？

　　戴福：法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还应该考虑诈骗手段、诈骗次数、社会影响等情节，酌定量刑。如果法官认为以慈善为名进行犯罪，极大损害了社会诚信和公序良俗，可以据此加重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