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川岛芳子胞妹溥仪侄女坎坷一生 末代格格金默玉跪求邓小平赐工作

　　川岛芳子的胞妹爱新觉罗·显琦(金默玉)，日前已去世，享年95岁。川岛芳子胞妹被称为“末代格格”，从清朝末代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位“世纪老人”有着传奇的身世和坎坷的一生。

　　川岛芳子胞妹金默玉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也曾是川菜馆的老板娘、靠打毛衣维持一家生计的家长;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

　　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38个子女，其中21个儿子、17个女儿。

　　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最大的叫显，汉化姓名叫金璧辉。

　　后来，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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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5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19块5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1949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给我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金默

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两次最正确的选择

　　1954年，36岁的金默玉结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不过，金默玉从小就和她们不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合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15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在天津茶淀农场，金默玉用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声。“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小姐，汉奸的妹妹。”

　　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你不后悔当年没和哥哥们一起走?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记者问金默玉。

　　金默玉却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是没有去香港，一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告诉我，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它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生平只求过一次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王府侍奉的保姆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

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40年后，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