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他们挖出一座西夏“官窑”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苏峪口瓷窑址清理作坊。陈 瑞摄宁夏贺兰山深处，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工地上，数不清的残碎匣钵散落地面，考古人员仔细做着清理。“考古发掘已经告一段落，马上就要回填，我们再清理查看一下，看有没有其他文化遗存。”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从2017年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已对这里连续9年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共清理出8座窑炉、6组作坊、9处盛放瓷土遗迹、5处辘轳遗迹、5处加工石英遗迹、30余处研磨石英遗迹，被确认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2026年，苏峪口瓷窑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砂石缝里，这群考古人用双手一点点拂去尘埃，让尘封近千年的西夏官窑瓷器窑场重见天日。
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听说，有人在贺兰山深处看到不少瓷器碎片。而此时，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来源还不清楚，他当即有了考古调查的想法，便带着考古队员柴平平、白婷婷等人，开始了调查。
一开始，他们按照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方法，在贺兰山东麓区域一条条沟壑仔细排查，一块块台地认真查看。终于，在苏峪口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大量匣钵瓷片，也就是烧制瓷器时用来装盛坯件的耐火容器。后续调查过程中，他们仅在地表就发现了13座窑炉，当即做了登记。
2018年，团队完成三维测绘后，初步判断这处窑址价值巨大。“这里可能是曾经的瓷窑遗址，而且和西夏有关。”朱存世说。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瓷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窑炉的形制特征、装烧技术、制瓷工艺究竟如何？这一切，必须通过正式发掘来证实。
贺兰山的地层全是沙子与石头。“考古刮面就是挑战，刮一天下来，胳膊酸得不行。”柴平平说。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地层线的辨认。沙子不像黄土那样容易划分边界，考古人员必须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细腻的观察力，才能一点点理清地层的叠压关系。
“这是团队第一次发掘瓷窑址，也是第一次面对贺兰山的斜坡堆积。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往下挖。”柴平平坦言，“面对斜坡堆积和砂石地层，我们进度很慢。在发掘过程中，遇到问题，就随时讨论、局部解剖，逐步推进。渐渐地，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砂石地层的发掘方法。”
除了地层辨认，缺乏史料也是一道难关。目前，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窑址的记载，对其性质的认定、各功能区的划分，只能通过考古调查和与高等级遗址出土瓷器的检测分析比对来完成。“比如，清理出来的瓷土加工场所、石板铺砌的地面等，大家推测是练泥用的。随着清理深入，才慢慢梳理清楚它们的具体功能区。”柴平平说。
面对重重困难，团队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三维扫描、无人机摄影测量等新技术全程跟进，确保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长达9年的考古研究中，团队逐渐理清了窑场的格局、瓷器的烧造工艺以及窑业的兴衰脉络。
“窑址出土了多件戳印‘官’字款识的匣钵，98%以上是精细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温润如玉。这些瓷器的胎釉特征，与西夏陵、皇家寺院等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器物高度契合，基本可以证实这是一处西夏皇室的御用窑场。”柴平平说，“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天盛律令》中‘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首次确认了西夏官窑遗存，补齐了中国陶瓷史和手工业发展史的一处短板，也为西夏历史文化和民族交融研究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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