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阳看来，城管之病首先是“内病”，“外治”的“药方”是解决小贩问题，并严格规范城管队伍，但这些药方仅是治标不治本。矛盾的根源在于，层层考核下，每个城管都背负巨大压力。各地城市忙碌的“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评比工作，普遍存在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实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对小贩占道经营的考核，往往成为激化“管贩”矛盾的导火索。

　　赵阳曾向媒体剖析了城管与小贩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比如上级下达任务了，说不能有摊点，但是很难做到的，你怎么办？说是堵疏结合，但一堵就会遇到暴力抗法，压力之下，能不发生粗暴的行为吗？完不成任务，考核就通不过。以我们这里为例，要求不能有摊点的街道，领导下来检查了，发现一个摊点就扣40块钱，我们执法大队的同事一个月最多的扣了五六百块钱。结果是，到了街上(城管和商贩之间)就如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赵阳在微博中质问：“执法者要反思，立法者更要反思，(出现极端事件后)市长是不是要下台？”但他对此也是有心无力：“作为城管，我们只能服从领导的思路。”

　　城管制度之弊不仅重伤了摊贩，也刺痛了城管。针对近期因薪酬不高、身份不定导致的城管上访事件，有舆论指出，城管上访戳了体制软肋。

　　赵阳提醒网民要理性反思。“各地环卫工上访更多，怎么偏偏城管上访就成‘戳了体制软肋’？”他在微博中指出，“是城管法规和小贩过不去，是‘创建文明城市’和小贩过不去，城管和小贩没啥过节。”

　　8月5日下午，赵阳发表博文——《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建议取消各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评比；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限制城管扩权并逐年减负；城管人员以从工商公安等部门选调为主。

　　然而在文末，赵阳还是附上一句：“以上五条，是歪着斧子乱砍，也是无奈中的乱语。”

　　对话赵阳：

　　“城市洁癖”让城管商贩成“天敌”

　　《中国经济周刊》：你个人怎么看《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引发如此之高的网络关注度？

　　赵阳：可能是内容比较实在，将空谈具体化。引起关注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了共鸣，而且有可操作性。比如对小贩，我们一直在讲怎样学习国外的城市管理，就是用立法推进疏导城管工作。但堵疏结合已经提了十几二十年，为何堵也没堵好，疏也没疏好，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是立法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在执法过程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小贩还是上级领导？

　　赵阳：两方面都有。来自小贩的困扰有两点，第一，不要以为小贩都是以摆摊为生，有的小贩不一定靠摆摊谋生，我见过开着宝马来摆摊，有小学生为了体验生活摆摊。富人做兼职，有一些人就是为了体验摆摊的乐趣。所以说，小贩是多种多样的，全部都取缔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第二个困扰是跟小贩的冲突。不管是打伤了小贩还是小贩打伤了城管，都不是成功的执法，都是悲剧。我们城管有一个共识，就是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领导也会带来压力。我们和小贩之间本身没有矛盾，可能我们城管下班后还会在路摊上买一些东西，前提是不能在工作时间、在所在辖区内认识的小贩那儿购买东西。总的来讲，城管也要在小贩那里消费，我们之间也不是天敌。我们与小贩的矛盾，一是法律职责所在，二是领导的要求，对城管的考核很严，(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城市洁癖”的地步。领导对城管的绩效考核有很大压力，发现一个流动摊点就会对你进行处罚。

　　还有一个压力是老百姓对我们的不满。老百姓常常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现在城市里面空间很紧张，划出很多地方给富人停车，却不划出地方给穷人摆摊？这些问题让我们城管也很难回答。而这些归结到一起就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也不是我们城管能够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中为何明确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赵阳：国务院有文件，把城市管理的职责交给了地方人民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城市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的，那么市长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一个城市如何管理取决于市长的理念，而不是城管局长的理念。城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它的理念完全听从于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从行政上来讲，市长是负责任的，包括文明城市的建设等，实际上是市长对城管部门提出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你近期在网络上提出的一些想法或建议，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执法时落实到过程中去？

　　赵阳：我写的是我在平常工作中发现的、看到的、思考的、总结的，在很多执法实践中提炼出来。大家一开始也不太懂城管。这么多年，不是落实的过程，而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希望将探索的结果，提供给更有智慧的人和更高层参考，由他们来制定更好的适合城管发展的理念，再来落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从事城管10多年，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

　　赵阳：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不断检讨，也在想自己为何坚持下来。很多人讲，“赵阳你现在在城管系统是一个名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城管，我的微博认证就是我的姓名、职务、所在地。我反思的是我这些年做了什么，哪些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这个才是值得一提的。这些年来，因为个人的能力、自己的平台等种种原因，所做的确实有限，这也是自己非常不满的地方。

　　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点，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点，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所以，办论坛、写微博、上节目，拼命地去做，一直撑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走钢丝。努力去做，哪怕一点点成果，都应该。

　　武汉“城管革命”困境：

　　谁来解决城管执法权限和身份合法性？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德炳 | 武汉报道

　　国内首颁“大城管”法规，城管局“升格”为城管委；用眼神执法，给小贩下跪执法；颇有无间道色彩的练摊城管……近年来，发生在“九省通衢”——湖北武汉的一场“城管革命”，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随着日前更富戏剧性的“小贩诈尸事件”的发生，武汉城管革命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浮出了水面。

　　诈尸事件折射“管贩”冲突仍存

　　8月3日下午，多位网友报料，武汉市江汉路城管打死人，有大量群众现场围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现场走访了解到，当日，多名小贩在武汉市佳丽广场附近占道摆摊，武汉市城管进行执法，双方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