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基层治理不能谁“网闹”谁有理

望京学生党

随着时代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群众维权的重要渠道之一，有力推动了许多矛盾化解和问题解决。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基层矛盾经过人为剪辑、拼接传播后，被裹挟进真假难辨的舆论漩涡，有的甚至异化为一种被称为“网闹”的策略性表演，企图用情绪煽动裹挟舆论走向，把基层治理引向“按闹分配”的泥潭。

这样的“网闹”行为已经不是单纯的维权，而是将公共事务“泛娱乐化”、把严肃矛盾“剧本化”，刻意制造冲突、撩拨公众情绪，以达到博取网民关注、满足个人私利的目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类治理难题？

现实中，一些地方基层治理存在漏洞和不足，有时群众有合理诉求，没能及时得到回应和解决。通过网上如实反映情况、理性表达诉求，想推动难题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解决，这本身是其选择的维权方式。因此，不能给所有在网上反映问题的行为，都扣上“网闹”的帽子。

与群众理性线上维权不同，所谓“网闹”并不立足于完整事实与合理诉求，而是精准拿捏网络传播痛点，刻意制造舆情热点，把线上舆论当作向基层施压的工具，既歪曲事件全貌，又持续消耗着基层治理中极为宝贵的信任，其惯用手段主要存在两大突出特征。

激化“强弱二元对立”的叙事套路。“网闹”最擅长的“剧本”，是通过选择性呈现、隐瞒关键信息、放大“悲情”细节，构建一个极度简化的世界：一边是被污名化的“强大蛮横”的公权力，另一边是被塑造成“弱小而无助”的个体。有的当事人还刻意将自身包装成“完美受害者”，而将依法依规行事的基层工作者强行推向对立面。

这种“悲情叙事”如同一种“情感炸弹”，极易引爆公众朴素的正义感，而事件本身的合规性、复杂性以及基层干部的诸多苦衷，则被轻易淹没在情绪化的声浪之下。

拿捏“极端情绪共鸣”的传播密码。有的“网闹”深谙传播学中的“首发效应”，精准抓住真相完整呈现前的“信息黄金窗口”，以浓烈情绪为事件仓促定性，这种极端情绪远比理性表述更具吸引力与“杀伤力”。比如一段被恶意裁剪过的视频，几行断章取义的文字，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割大量流量。

这种刻意设计内容以操控公众情绪、引发流量狂欢的套路，被称为“愤怒诱饵”。其核心诉求往往不在于“以理服人”，而在于“卖惨煽情”、收割同情。这不仅容易让后续的澄清工作事倍功半，更使网络空间异化为肆意宣泄情绪的“舆论擂台”。

在强弱对立的叙事渲染与极端情绪的持续冲刷下，不少公众的集体理性被裹挟，部分网民朴素的正义感被利用。大众的点击、评论与转发汇聚成“数字声浪”。这迫使基层工作者陷入两难：是坚持依法依规，还是迫于“尽快平息事态”的舆情压力选择妥协？

每一次对“闹”的妥协，尽管可能解决了单个问题，却是对“按闹分配”潜规则的变相纵容。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制度根基与公信力，助长“谁网闹谁有理、越闹越有糖吃”的错误认知。

“网闹”这种刻意扭曲事实、煽动情绪的策略性表演，既是对公共舆论空间的污染，也是对基层治理秩序的干扰，理应予以批判和规制。但看待“网闹”现象，不能止于批评，更要洞察其背后的治理堵点与深层困境。只有找准问题根源，才能精准破局。

一些基层单位及工作人员常秉持“风险规避”思维，僵化地重程序合规而轻问题的实质解决，导致有的群众办事时撞上“弹簧门”“玻璃门”，便试图转向网络空间寻求突破。选择“网闹”虽在方式方法上明显失当，但部分“网闹”行为背后藏着对高效、公正的纠纷解决渠道的真实渴求。正视这份无奈，是检视基层工作短板、疏通办事堵点的重要前提。理解这种困境绝不等同于认可“网闹”，其行为仍需规范，诉求表达更应纳入法治轨道。

石景山大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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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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